图|网络
作者|徐依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已获授权
原标题《生命历程视角下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研究》
01
问题的提出
青年的婚恋困境问题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以“打工青年”“农村光棍”为研究对象，而较少关注同样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本研究中的农家子弟是指出生于农村，通过高考招生进入高校就读，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在传统社会，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农家子弟被视为“天之骄子”，是婚恋市场中的“香饽饽”。计划经济时期，农家子弟考上大学后能改变户籍身份，得到稳定的工作和单位分配的福利住房，结婚成家的物质基础依托单位得到妥善解决。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后，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进入大学，但他们向上流动的过程并不顺利。尤其是“90后”农家子弟，他们通常就读地方普通高校，就业质量低，毕业后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的群租房，“大学生农民工”“蚁族”是他们新的身份标签[1][2]。农家子弟通过教育这一狭窄的向上流动的通道获得自致性社会地位，但他们往往被贴上“凤凰男”“凤凰女”的污名标签，在城市婚恋市场中遭遇先赋性家庭出身所引致的身份歧视。加上在当今社会，婚姻的功利属性凸显，拥有城市住房、轿车成为青年谈婚论嫁的门槛。教育背景劣势、收入水平不高、缺乏家庭经济支持、在城市独自打拼的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市立足，遑论结婚成家。农家子弟肩负着农村家庭向上流动的希望，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关系到农村家庭对社会公平的感知，而婚恋状况是检验个体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问题值得关注与研究。
02
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所谓婚恋困境，是个体在婚姻进入、婚姻缔结、婚姻生活等阶段出现的由于家庭、社会与个人原因导致的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婚姻进入阶段，渴望恋爱成家的个体因客观原因导致的婚配难。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村青年婚恋困境的表征与原因。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聚集在打工青年、“农村光棍”等群体，而对同样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研究较少，目前仅有刘荣、张学东以及部分年轻学者关注到农家子弟的婚恋问题[3][4][5]。从研究视角来看，宏观层面的讨论主要采取人口结构、婚姻市场理论、社会结构等视角来阐释农村青年处于婚恋困境的原因。人口结构论认为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青年婚配困难;婚姻市场理论认为婚姻资源的全国性流动挤压了缺乏资源、竞争力弱的农村青年的婚配机会;社会结构的视角指出婚姻资源在社会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的压力下在不同阶层间呈现不均衡分布。
在微观进路的研究中，学者指出个体成功婚配是代际合力的结果[6]，影响青年婚配既有个体层面的教育水平、收入、职业、社会地位等因素，也有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等因素[7][8]。上述研究既丰富又深刻，为考察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提供了重要借鉴。这些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历时性的视角。当个体面临婚恋困境时，其婚恋问题的确取决于当下静态的个体、家庭等因素，但是上述因素也受到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二是缺乏在制度与结构限制下个体与外在社会结构关联的考察，而生命历程视角为弥补上述不足提供了解决思路。
生命历程理论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所谓生命历程是指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角色和生命时间序列。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人的生命历程是社会结构与个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基本原理有:一定的时空中的生活原理、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生活的恰当时间原理、个人能动性原理等[9]。近年来，该理论视角多应用于考察老年人贫困问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独生子女家庭问题等，运用其分析某一群体的婚恋问题的研究不多见。采用生命历程理论考察婚恋问题的优势在于:一是纵向地从个体生命历程中辨析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对某一群体婚恋困境的影响;二是它超越了宏观与微观，综合了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进而对婚恋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以生命历程理论作为考察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理论工具，通过分析农家子弟在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下的成长经历，审视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表现，探讨形塑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式，相关田野资料主要来源于S省D县Y中学高2009级X班。获取资料的方式主要是访谈，访谈时间为2018年12月、2019年6月。X班共有学生52人，其中留守儿童占比高达96%，高考时本科上线率为92%，重点本科上线率为15%。该班学生大部分遵照2009年高中毕业、2013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工作、成家的社会时间表生活。
本次研究选择了X班13位单身的“90后”农家子弟作为访谈对象，男性以“M”编码，女性以“F”编码。本文讨论婚恋困境问题时未将性别的因素单独列出来讨论，受“梯度择偶”文化规范的制约以及婚嫁成本主要由男方家庭承担的经验现实的影响，在农家子弟内部，男性面临的婚恋困境问题远比女性严重。
03
“90后”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描述
根据个体成长发展的一般过程，本文将“90后”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分为“童年”“求学”“就业”和“成家”四个阶段。
1.童年:贫困家庭与留守经历
生命历程理论的“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强调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人所面临的社会情境与社会限制和所拥有的社会机会是不一样的。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家子弟，童年时期的共同生活环境是贫困家庭。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以往有所提高，但远算不上“富裕”，“没怎么吃过肉”的贫困状况在“90后”农家子弟的童年时期较为普遍。贫困不仅表现为经济资本的缺乏，也表现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缺乏。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农家子弟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极其有限，因而他们往往缺乏自信，行为表现局促，心理自卑，缺乏安全感，这限制了个体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我妈说她嫁过来的时候，没过几天家里就不见一件东西，原来结婚时候的桌子、板凳、水壶都是借的别人家的。小时候，基本没怎么吃过肉，更别提零食了，也很少买衣服。爸爸妈妈常为钱的事情打架，那时我爸一点不勤快，性格还比较犟。虽然爸妈没有明说家里没有钱，每次交学费也都是按时凑齐给我，但是我还是感觉得到(贫穷)。”(M1)
“90后”农家子弟童年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留守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期打工潮兴起，大量农民离开农村，父母外出致使农家子弟所在家庭的家庭结构改变、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留守经历成为农家子弟生命历程中持久的“心灵烙印”，与父母依恋关系的中断，对农家子弟的情绪发展、自我认同、社交能力等方面均有负面影响，当他们步入成年后，在与异性交往、组建家庭时面临着心理上、能力上的障碍。
贫穷与留守，让“90后”农家子弟相对同龄城市青年更早“懂事”。“懂事”不仅是底层家庭父母的教育期待[10]，也有个体自身的“阶层自觉”的意涵[11]，“90后”农家子弟明白自身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所受到限制，萌发改变命运的主体意志。在向上社会流动渠道狭窄的农村社会，读书是改变个人和家庭地位的主要出路。
2.求学:力求改变命运与结构资源约束
生命历程理论的“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指出，个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每代人注定要受到他人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生活事件的重大影响。“90后”农家子弟在求学过程中的重要他人有父母和教师等。虽然自1999年开始，政府要求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仍流行的是“成绩压倒一切”的应试教育模式。在教育资源有限的约束下，父母以及老师往往要求农家子弟以升学为目标，“智”以外的诸多方面难以兼顾而不得不舍弃[12]。父母、老师反复灌输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条，最终内化为农家子弟的精神信仰，激发出其力求改变命运的阶层能动性[13]。
1999年高校扩招后，全国高校招生人数逐年攀升，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增加。2000—2012年农村本科生比例从48%上升至59.1%，但就读“211”“985”项目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招生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公平地增加各阶层家庭子女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以北京大学为例，2000—2010年间招收的农村新生仅占10%，实施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后，2013年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上升至14.2%，而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比例约为30%。囿于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进入普通高等院校。进入大学后，农家子弟开始对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有了切身的体验。这一群体的共性是不愿主动积极地结交他人，人际交往呈现“内卷化”特征，这些交往特征不利于其择偶。同时，农家子弟普遍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业，在求学过程中，他们错过了可能遇到的爱情。
“上大学时大家条件都不相同，我就和跟我家里条件差不多的玩。宿舍一个女孩是富二代，人家天生投胎就投得好。而我是农村的，父母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钱。看着人家逛街、谈恋爱，心里还是会有点想法的。我能跟她一样吗?不能，一是自己不会打扮，很矬，没有人看得上我，二是我想着考试、毕业、工作的事。”(F2)
3.就业:教育背景劣势与就业市场地位弱势
高校扩招后大学本科文凭严重贬值，大学生就业竞争异常激烈。毕业于非“211”的普通院校、表达能力不强、社会资本缺乏的“90后”农家子弟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早期生命历程中，农家子弟把时间、精力花在以“智”为核心的课程上，注重应试技能的提高，而相对忽视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这限制了他们的就业与职场晋升。加之，农家子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在超过乡土社会的边界时能发挥的能量有限，就业时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极其有限。数据显示，农家子弟就业率(69.5%)与城市籍大学生的就业率(87.7%)相差18.2个百分点。在就业质量上，农家子弟就业地区、产业与行业、单位性质和月薪等方面都不如城市籍大学生[14]。在教育成为获取社会阶层主要手段的现代社会，教育获得在各阶层的不平等分布，在一定程度上预演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15]。为顺利就业，农家子弟只能策略性地选择工作环境差、收入水平低、职业声望低的工作，这决定了农家子弟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而影响到他们在婚恋市场中的地位。起初农家子弟对于职业发展颇有抱负，但意识到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现状后，意志逐渐放松，对恋爱、结婚也感到无望，呈现“制度性放弃”。
“校园招聘时我面试表现不好，加上家里又没有什么熟人在医药行业，我就选择了在S市规培，当时是希望规培结束后能留在S市中心医院。后来才知道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系和人脉。规培结束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个偏远山区的医院承诺给较高的报酬，可是自己觉得不甘心。后来实在是受不了(待业在家)压力，来到这个医院，没有编制，担心自己表现不好，随时可能走人，因而一直战战兢兢。”(F4)
4.成家:经济压力与身份歧视
社会文化规定了生命历程的标准化模式，人们在社会中必须按照社会时间表的指示参与社会生活，违反这一文化规范，则会遭遇社会的“惩罚”。恋爱是是现代社会个体结束单身状态，进入婚姻的必要环节。“90后”农家子弟在成长过程中恋爱经验少，甚至部分是零经验，被戏称为“母胎Solo”。部分农家子弟曾经有过恋爱经历，甚至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最后却以分手告终。除了性格不合的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彩礼、婚房等涉及金钱的事项上发生冲突，不欢而散。有研究发现，“90后”大学生中有68.5%认同拥有住房是结婚的前提条件[16]。而近年来，城市商品房房价高企，这给教育背景劣势、收入水平不高、缺乏家庭经济支持、在城市独自打拼的“90后”农家子弟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女朋友要求结婚有房有车，其实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了。我家里有弟弟、妹妹，父母供养我们三人读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很少攒下钱。毕业以后，换了几个工作，别谈专业对口了，只求生存。谈了三个女朋友，有的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上一个快到谈婚论嫁了，因为彩礼、婚房的事情起了矛盾。”(M7)
除了经济压力之外，农家子弟在婚恋时还常常面临着身份歧视。在城市相亲角中，农家子弟处于相亲鄙视链的最底端。在网络空间中，常常有题为“嫁人不嫁凤凰男”“嫁错凤凰男的悲惨生活”等类似帖子控诉城市女嫁给“凤凰男”的血泪，阅读量多达10万以上。尽管这些网帖反映的往往是某些极端个案，但经过网络媒体的发酵与传播后，农家子弟这一群体被贴上了污名标签，使得他们在城市婚恋市场中面临着先赋性身份歧视。
当个体无法按照社会时间表去参与社会生活时，会遭到社会的“惩罚”。在适婚年龄迟迟无法进入婚姻的单身“90后”农家子弟遭遇亲友轮番催婚，他们的原生家庭在村庄中承受着舆论压力，在村庄里“抬不起头”。
“父母跟我聊天，只记得第一句开头和最后一句该找媳妇了，中间完全在绕，根本记不住。现在我们村里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人就几个还单着，我爸妈更是感到抬不起头。人家外出打工的早早就结婚，生了俩孩子了，我这连结婚对象还没有影儿。”(M1)
综上，我们描绘出典型的“90后”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人们的生活经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生活轨迹，较早发生的生活事件会对后来的生命历程具有重要影响，甚至会导致个人生活轨迹的转折。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是其生命历程劣势累积的结果。农家子弟力求改变命运但受到外在资源与社会结构的钳制，虽实现了大学梦，然而他们大多就读普通高等院校。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预演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农家子弟在文凭贬值的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而影响其在婚恋市场中的地位。在婚备竞赛中农家子弟面临较大经济压力，而城市婚姻市场的身份歧视更加重了其婚恋困境，在适婚年龄，农家子弟迟迟无法进入婚姻，遭遇亲友轮番催婚以及村庄舆论“惩罚”。农家子弟的单身状况并非主动选择，而是客观结构限制的结果。他们期待姻缘，但也意识到“缘分没到，是一种心理安慰和逃避问题”(F1)。
而所谓“缘分”，深嵌在宏观社会结构之中，与个体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社会位置、权力、身份、地位有关;从微观来看，“缘分”隐藏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早前的生活事件影响到后期个体的婚恋实践。
04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
为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阶层旅行，农家子弟及其家庭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然而这一向上流动的过程并不顺利，“90后”农家子弟并未如愿在城市获得理想的社会地位，他们在适婚年龄面临着婚恋困境。
1.“过度单身”与恋爱经验缺乏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家庭代际向上流动的难度远远高于城市家庭。农家子弟向上社会流动付出的代价之一是“过度单身”，“过度单身”是生命历程推迟的产物[17]。求学时，“90后”农家子弟按照父母、老师的要求，“将心思都放在学习上”。毕业后，为在城市扎稳根，农家子弟一心扑在事业上。在适合婚恋的生命时间，农家子弟更注重前程(学业与事业)，致使社会时间挤压生命时间，进而出现“过度单身”的状况。偏离前程这一目标，农家子弟将感到生存焦虑，这种焦虑的深层根源来自农家子弟对自身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阶层自觉。对农家子弟而言，爱情对于他们来说是“奢侈品”，他们更关注较为“实际”的生活目标，因而在适合婚恋的生命时间错失缘分。
“别人的青春里才有告白、恋爱与分手，而像我这种，高中只有做不完的作业。上大学以后，也没有心思谈恋爱。父母打工供我上大学，我已经很幸运了，怎么能浪费时间。多想想怎么搞到奖学金，才实际一些。毕业以后也是天天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拖着拖着就到了这个岁数。”(M2)
2.教育匹配与择偶范围狭窄
择偶不仅体现个体的意志，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制约。“90后”农家子弟在城市求学和工作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的婚恋诉求带有明显的都市社会的浪漫气息，这表现在内化“读书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择偶时倾向于教育同类匹配，期望“灵魂伴侣”。同时，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分层变量，代表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乃至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源[18]。夫妻间教育匹配是其经济地位匹配的关键一环，也是婚姻幸福的基石[19]。受教育程度相当，夫妻之间价值观、人生观更倾向于一致。如果双方教育程度差距太大，夫妻之间难以进行精神交流，进而降低其婚姻质量。农家子弟这一择偶诉求遭遇“梯度择偶”文化规范制约，两者间的冲突造成农家子弟择偶范围相对狭窄，加剧了其婚恋困境。
“还是要找大学本科以上的，虽然说学历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智商、能力，但是学历真的能说明一些东西。两个人完全不在一条线上，无话可说，日子可真难熬。我周围有一些从培训机构出来做IT的，有的专科都没有拿到毕业证，工作间交流都成问题，更别说是恋爱结婚了。”(F3)
3.阶层内择偶与择偶难度增加
婚姻既是两性结合的社会制度，也牵涉到双方家庭社会地位、资源、财产的组合。依据现代化理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婚配中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降低，诸如教育、职业等自致性因素的作用上升。而在当下中国社会，婚姻匹配仍然呈现为“阶层内择偶”与“同类匹配”的特征，“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匹配文化仍规范着个体的婚恋实践[20]。在“90后”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中，农家子弟表现出“懂事”的心理结构，对自身以及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清醒的认知。上大学时，农家子弟对阶层分化有了切身的体验。在成家阶段，对方家庭的阶层位置、经济状况始终是农家子弟择偶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医疗、教育、养老事务都主要属于家庭内部责任的中国社会，农家子弟既期望婚姻资源上双方能够“互补”，又明白受“梯度择偶”的社会文化影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多招致污名。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的婚配对象是同样出身于农村、拥有本科学历的异性，这增加农家子弟寻找配偶的难度。
“我还是希望有大致相同的背景，不然大家会很尴尬。最好跟我一样大学毕业，从农村出来的，大家差异不会太大。家里父母亲戚介绍的相亲对象都是在工厂打工的女孩，高中都没有读完，学历差得太多了，肯定处不来呀。也有本科毕业，普通的小学老师，可是人家又看不上我。”(M5)
4.社会资本缺乏与择偶机会有限
现代社会，个体择偶主要有自由相识和他人介绍两种途径。无论哪种途径，前提均是个体及其家庭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量越多，个体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择偶时可供选择的对象越多，成功婚配的概率就越大。社会资本是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不断进行社会互动进而建构的产物。上大学时，农家子弟在人际交往方面呈现“内卷化”特征，忽略了积攒社会资本。工作后，农家子弟忙于工作、结交异性的机会较少，因而农家子弟通过社会互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资本不足。而农家子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在超出乡土社会的边界时发挥的作用有限。先赋性社会资本能量有限与自致性社会资本不足，导致农家子弟结识异性的机会少，因而感到没有合适的“缘分”。处于适婚年龄的他们只能通过传统的相亲这一方式来结识另一半，但相亲的成功率往往极低。
“没有缘分哪。上学时没有觉得(恋爱)这个事很重要，那时候也就同宿舍的人关系不错，其余班上同学就是点头之交。工作之后才发现合适的对象真的太难找了。家里介绍的都是一言难尽。相亲过很多次，每次都不靠谱，越相亲越失望。”(F4)
5.经济资本薄弱与婚恋市场地位边缘
当下社会，婚嫁成本高昂，往往需要代际合力才能支撑起成立一个新家庭所需的经济基础。农村家庭供养子女上学，已耗费了大量经济资本，到了子女谈婚论嫁时，他们难以继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加之“90后”农家子弟自身就读地方普通高校，就业质量差、收入水平低，刚毕业后工作不稳定，难以在短短几年就建立起结婚所需的经济基础。教育背景劣势、收入水平不高、缺乏家庭经济支持、在城市独自打拼的农家子弟在婚备竞赛时处于落后位置，在城市婚恋市场中自然处于弱势地位。
“家里的钱都用来供我跟哥哥读书了，毕业了怎么好意思再问父母要钱呢!爸爸早些年在外面打工做建筑，下了太多苦力，一身都是病。他们现在就挣点养老钱，有时候挣的钱还不够药费。要想在CD市买房，靠我自己攒的钱远远不够。相亲，人家姑娘一听，没房没车，扭头就走了。”(M4)
综上可知，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并非仅仅受当下个体因素的影响，而与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社会结构下成长的历程有关。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家子弟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在适合婚恋的生命时间，他们采取延迟恋爱的策略进而导致恋爱经验缺乏与“过度单身”。在择偶诉求上，务实、理性且受重要他人影响的农家子弟倾向于教育同类匹配，这一择偶诉求使得其择偶范围相对狭窄。对自身家庭社会阶层有着清醒认知的“懂事”的农家子弟，明白跨越阶层寻找对象可能遭遇的身份歧视与未来婚姻中可预期的问题，因而倾向于阶层内择偶，这增加了他们寻找配偶的难度。在择偶机会上，因先赋性社会资本能量有限与自致性社会资本不足致使农家子弟的择偶机会较少，而通过相亲进入婚姻的成功率往往极低。农家子弟自身因教育背景劣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原生家庭贫困，使得农家子弟在婚备竞赛中往往处于落后位置，在城市婚恋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
05
结论与讨论
从“天之骄子”到“大学生农民工”，农家子弟社会地位的转变使得他们的婚恋状况受到影响。作为同样出身农村的青年群体，“90后”农家子弟与打工青年有着不同的生命历程，他们的婚恋问题带有其自身成长历程的烙印。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通过分析“90后”农家子弟在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下的成长经历，考察了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表现，探讨形塑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是其早先生命历程劣势累积的结果。从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的形成过程来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高校扩招后学历贬值、社会阶层固化等社会结构性因素渗透其中。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背景下个体发展机会不均等，与城市青年相比，农家子弟受教育的环境更为恶劣，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少，向上社会流动所付出的代价更大。作为农村社会的教育精英，“90后”农家子弟承载着改变自身以及家庭命运的期望，然而缺乏社会资本、教育背景劣势的他们在城市社会难以立足，遑论结婚成家。同时，在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农家子弟即使获得大学学历这一自致性成就依然难以克服先赋性出身所带来的身份歧视，这从现实社会中对“凤凰男”的大肆讨伐可见一斑。
采取生命历程的视角考察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为考察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维度，拓宽了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的研究范畴，同时为静态的农村青年婚恋研究注入了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维度，形成了动态的、历时性的研究进路。此外，生命历程理论下的农家子弟婚恋困境研究通过考察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将微观层面的个体、家庭要素与宏观层面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教育制度改革、婚恋市场导向变化等社会结构关联起来，有助于辨识造成当下某一群体处于婚恋困境的深层根源，推动了对青年婚恋困境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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